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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族谱初探》
浏览次数:115 作者: 网站管理员发布时间:2017-03-15

 

一、中国民间族谱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族谱,又称家谱、家乘、祖谱、宗谱、房谱,支谱,等等。 在辞源、词海、词典中,各种名称的含义和涵盖范围,尚无明确的划分和定义。在谱牒研究工作者中,有一部分人认为应统称家谱,其中族谱的范围大于宗谱。另一部分人认为根据涵盖范围从小到大应为:家传、家谱、支谱、族谱、宗谱、通谱。同姓为同宗,同派为同族。本人赞同后一种看法。

家谱、族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它不仅记录着该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还包罗了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族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方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具有重要的科学应用价值。

族谱是一个巨大的资料宝库,可供从事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民俗学、人口学、民族学、文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学、姓氏学等)和自然科学(医学、遗传学、地质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的研究人员从中查询资料,寻找依据,进行分析研究。

族谱中关于乡村史、宗族史、家世史,以及关于名胜民俗的记载,弥补了史志文献的欠缺。司马迁、班固、陈寿等史学家在其史学著作《史记》、《汉书》、《三国志》中分别使用谱牒内容,使得史书更加准确与完备。

每个人都是人类的一分子,都有自己的血脉渊源,家谱是这种历史延续的真实记录。没有家谱和族谱,我们就无法了解我们的祖先。有了族谱,我们才能知道我们家庭和家族的过去。现在,有一些人离开祖居地多年,有的与家族完全失去联系,这种情况称为“脱根”。为了寻根问祖,接续血脉源流,查找的依据就是族谱。家谱维系的不仅是一个家族,更是一个民族。在中国,一个家族的迁徙传播过程被生动地形容为“开枝散叶”。叶落总要归根,在游子的眼中,家谱就是根的象征。

据新闻媒体报道,韩国前总统卢泰愚声称自己是中国古代姜子牙的后裔。经我方查证,韩国卢姓是从中国迁徙去的,姜姓、高姓、卢姓是一脉相承。韩国罗州道等地有罗姓30多万人,有两大支,其中一支是江西豫章罗氏的后裔,其始祖是中国派往朝鲜的使节罗富。这些都有历史文献可考证,其中家谱是重要依据。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家族历史非常关心,许多国家机构和民间组织也都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十月,是美国的“寻根月”,每年此时都举行相关的活动。在西方,要是能查到前数代的历史,都是很值得骄傲的事,而在中国,许多家庭和家族,可以查到数十代、上千年的世系图,因为中国修纂家谱的历史已经延续有数千年。

清代第一位状元傅以渐,曾派人到江西永丰寻根问祖。当今,傅乐铜先生受家族的委托,重到永丰县寻根,在农村族谱中找到了当年先祖傅以渐派人到祖地寻根的记录,验证了血脉延续的线索。我们有许多姓氏文化工作者,为千千万万虔诚的寻根问祖者服务,他们依靠的就是代代相传、代代续修的族谱。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纷纷回国寻根谒祖,探亲访友,投资家乡的经济建设。族谱作为一个家族血缘关系的记录,将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与祖国亲人紧紧连在一起。这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族谱是家族史,属于历史学范围。但作为一种特殊史料,族谱有着与正史、方志等其它史料迥然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也就构成了族谱所特有的属性。我们可以发现,族谱除了记录血脉延续的记录之外,还被看成是重新树立家族观念和道德规范的途径,具有重要的道德文化传承价值。族谱中的家训,在教化族人孝敬、和睦,凝聚族人亲情、乡情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潜移默化作用。

族谱中所保存的家规、家训和格言等,以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态度来营造家庭环境和家族氛围。在家规、家训中,封建伦理纲常礼教作为其理论基础占有中心地位,三纲五常、孝悌忠信的内容占全部内容的大半。此外,家谱中的家规、家训中还有“睦族人”、“和亲友”、“恤孤贫”以及“戒赌博”、“戒奢侈”、“戒懒惰”、“戒淫逸 ”等等,对家族成员的行为、举止进行规范,这也是我们当代人可以借鉴的有益的内容。

家庭和家族,是社会的基石。家族文化的代代相传,对于中华道德文化的传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几千年来,提倡以“仁”为中心,重视伦理教育,由孔子、孟子思想体系形成的儒家学说对中国社会了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这些在中国民间族谱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爱国敬祖、尊老爱幼、敦亲睦族、慈善博爱,这些优良传统在族谱中得到宣扬,代代相传。

二、民间族谱的编纂和续修历史

中国的家谱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 族谱是我国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和发展起来的。

前秦和汉晋时期,主要是达官贵人自修家谱,作为在门阀士族内部选拔官吏和相互通婚的考察依据。当时,谱牒主要有三种:“家传”、“家谱”和“百家谱”。

“家传”是最初级的形式,它以立传的形式,记录对家族的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的人。如:《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等。

“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部。它是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

“百家谱”,是一种官修谱牒,它将全国,或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谱的汇编或选编而成,据以选官、论人和通婚。只有官修的谱牒才具有法律效力,才能作为根据,所谓“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

隋唐之后,废中正、兴科举,朝廷用人主要根据考试成绩,不再完全依据士族的门第出身,士族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谱牒也不再具有从前据以选官、品人的作用。 可是唐初还屡修谱牒,而且声势很大。唐初的屡修谱牒,是一种培植新士族、贬抑旧士族的措施或行为。唐初谱牒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这些谱牒,成为宋朝之后民间兴修族谱时世系溯源的的重要依据。

在唐中叶以后,谱牒已经散亡,谱学已经衰绝。以前据以选官和联姻的天下望族谱,因为长期战争和频繁的改朝换代,大多毁于战火,谱牒之学,基本废绝。

到了宋代,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促进了谱牒学的兴盛。由于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风气开始兴盛,家谱也日益多了起来。

在这一时期,由于在册的家族体系逐渐繁茂,以家庭为中心的“家谱”演变为以家族为主体的世系分枝众多的“族谱”。当时族谱内容包括三大部分:世系图,人物小传和附录。族谱记载的内容对研究姓氏的源流、迁徙、分布、文化等都有较大的实用价值。由于官宦和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推动,出现了家谱规范化的趋势,欧阳修创立的“欧式谱”和苏洵创立的“苏式谱”,一直延用至今。

欧式家谱又称横行体,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创立的。欧式家谱仿史记年表,其体例家谱是先列世系图,然后再列每人的传记。

欧式家谱的特点是:世代分格,由右向左横行,五世一表,用起来很方便。欧式谱中,每个世代人名左侧都有一段生平记述,介绍该人的字、号、功名、官爵、生辰年月日、配偶、藏地、功绩等。一人一条,可称为条目式。但嫌杂乱,人与人的关系不够明晰,叔伯关系一下子看不出来。不过,所有的人的资料都在,只不过要花很多时间去翻页查找。

苏式家谱又称垂珠体,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创立的。 苏式家谱以礼之大宗、小宗为次,其体例则是在世系图下注上人物事迹,每五世一揭。

苏式世系表的特点是:世代直行下垂,世代间无横线连接,全部用竖线串连,图表格式也是由右向左排列的,主要是强调宗法关系。人名之间用纵横线条联系,可称为表格式。人与人的关系很明晰,连相距几代都能一目了然。可能是限于篇幅,抑或囿于“五服”之说,只记录五代人。

这两种格式,各有所长。明清以来,大多同时做成两种格式,或者取长补短,即“意欧体苏”。现在各地农村修谱时,往往以这两种形式相结合,发挥各自的优点。

从中国家谱发展的历史看,宋代之时修谱的宗旨发生了变化,此前家谱作为官吏铨选和名门望族婚姻门第参考的依据作用已逐渐丧失,此后编纂家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世系、序长幼、辨亲疏,以尊祖敬宗、敦亲睦族。家谱的编纂也逐渐由官方垄断走向民间私修,所录内容不断丰富,其功用也不断增加和变化。

宋代之前,只有公侯才能立庙,以表尊祖敬宗之诚。宋朝朱熹创建祠堂,贵贱皆可立。 这种相对简单的“祠堂”,可大可小,各个族群都有能力修建。“祠堂”成为全族祭祀祖先,议决宗族事务的重要场所。从此有了“堂号”,作为本族的标志,以区别其他家族。

姓名,是一个人身份的主要标识。“行辈字派”又叫祧字,是加入“名”中并区分辈份、排行的一些字。开始这种表示行辈的字是放在“字”中。常用的有:长、次、幼、少、元等等。下层人民常以数字为名来表示排行。

魏晋以后,人们逐渐又把表示行辈的字从“字”转向“名”,成为名的一部分。这就是现在的族谱中一般的行辈字派了。

宋代以前,汉人的“名”多为单名,双名不普遍,也无上下关联。同胞兄弟之间,利用字的偏旁部首相同,或是意义相关,表示血亲关系。唐朝的杜甫有两个儿子,分别叫宗文、宗武,宋朝的“三苏”中苏轼与苏辙是兄弟。他们的名字也代表了行辈字派的两种主要形式。

宋代开始,人名中上下各代之间开始建立了相关联系。例如,南宋思想家朱熹(文公),从其父亲开始,各代起的名字为:

松(9世),熹(10世),塾(11世),鉴(12世),浚(13世),榞(14世),炤(15世),陆、垕(16世)

这里面含有五行相生相克的理念: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周而复始,表示生生不息的含义。

也有更多的家族开始在名中使用“字辈”,就是同一代人名字中有一字共用(多置于双名的第一个字,也有放在最后的),表示上下辈份的则不同。不过这种字辈随心所取,上下各代之间还没有有机联系。因而,隔着数代就会出现相同的字派。如本人家乡傅氏分支(属赤渡桥世系)第15世、30世都是“天”字辈,第20世、33世都是“宗”字辈。而各分支之间相同字而不同世次的情况,则比比皆是。

元代时,实行严格的种族等级制度。全国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北方金人,南宋汉人。汉人为最下等,除有功名者外不能取名,只有字辈和排行。这种在姓名中“有字辈有行号而无名”的情况,成为民间族谱中一种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是众多姓氏文化研究者的共同看法。

笔者对这种看法有些存疑。我认为,这一时期“有字辈有行号而无名”的情况,其原因主要是兵荒马乱年代,民间族谱修撰普遍处于长期停顿状态。由于农村文化落后,自古以来普通农民只有俗名(小名、乳名等),只有上谱时才想到起一个谱名(大名),而上过学,有功名者才从小就有正式的“名字”。到明代社会安定时期,许多初次创修族谱的族群,其先辈中已经无名字可考,也不能再取名。这种看法的根据:一是族谱中南宋时期的先人,也有众多“有字辈有行号而无名”;二是处唐代时就有族谱的族群(如丰城傅氏),就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总的来看,宋元时代民间私修族谱主要还在社会地位较高的名门望族,尚不是很普遍,而这一情形的转变主要是在明清两代。

明代中后期是中国家谱体例演变与内容更新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体例的变化与内容丰富是此前谱牒所少有的。在体例方面,明谱在承袭欧苏谱例的同时,增加了“志”“图”“考”“录”等项新内容,这是明修宗谱进一步吸收国史和方志编纂学上成果的重要体现。

到明代时,字辈的取用更加规范化,族谱中普遍制定了“字派表”。这种由五言、七言等多种形式编排的“字派表”,每个字不重复,读起来朗朗上口,里面还包含了深刻的文化内涵,有的反映了本家族的发迹和播迁史,有的表达了在社会道德方面的家风家规。如明朝万历年间,傅宗皋就为《丰城傅氏族谱》制定了以五行为特征的20字的字派表:“懋(火介)基铨沛,彬煌载炬洪,梁荣培鉴浩,植烈应钦洵”,表示生生不息的含意。广东乐昌傅氏字派表为“金玉神仙品,调和宰相家,诗书绵甲第,世代享荣华”,寓意深刻,富有诗意。江西崇义天井云公房也是使用这种字派表,证实该支与广东乐昌分支有血缘关系。

在清代,特别康熙、乾隆时期,由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加之皇室的推崇,民间修谱非常普遍。清顺治帝颁发了《乡谱昭》,清康熙帝颁发了《圣谕十六条》。

我们在进行农村族谱调查时,大多数分支“族谱”初修时间在明清两代。原先居住地相对稳定、后裔众多的大族群,频繁续修也主要在清朝。就是说,农村全面普及修谱,达到鼎盛的时间应该在清朝中期。

民国年间,战乱不断。遵循“三十年小修,六十年大修”的祖制,在相对平静的时期,各地断断续续在续修族谱。而在修谱间隙,各地农村都保留有大年初二上“草谱”的习俗,将前一年新添男丁登记入临时性的极其简单的“草谱”中。这为以后续修族谱时留下了重要信息。这样,即使是续修时间推迟,也不会造成信息中断和丢失。

清代、民国年间所修纂的族谱,在体例上基本承袭明谱,变更甚微。然而,在谱牒规模和内容上都大大地扩展了。入谱登记的代数不断积累,人丁数成倍增长。家规族训,更是洋洋大观,反映出大家族的道德风范。续修族谱成了一项浩大的工程。

姓名的登录内容也更多了,有姓,有名,有字,还有的有号。例如,毛泽东姓毛,名泽东(字辈为泽),字润之。孙中山姓孙,名文,字逸仙,号中山。这些古代只有达官贵人才有的名号,普通百姓在谱上也都可以有了。我在解放前的家乡“族谱”中,就由修谱者写入了“字皆有”的内容,而我自己几十年来完全不知情,只是近期查族谱才知道的。

共和国成立以后,百废待举,移风易俗,民间族谱修撰基本上全部停止。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族谱被当成封建主义的事物遗弃。可也有一些有识之士,知道这些文物的重要意义,收藏和保存了一些族谱。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图书馆顾廷龙馆长率领一批年轻人跑遍了全国的纸浆厂,从化浆炉前抢下了六千多种家谱加以收藏。

到文革时期,破“四旧”的风潮,几乎使全国农村族谱损毁殆尽。然而,农村中(特别是偏僻地区)还是有一些民间族谱保存了了下来。随着国家拨乱反正政策的执行,民间族谱的史料文化价值重新被社会认识和重视,民间又开始自发地续修族谱。由于农村同姓族群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些少量留存的族谱,成了各地续修的重要依据。

民间族谱的收藏和保存工作,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国务院档案局于1984年下文,广泛收集各地民间保存的姓氏族谱。文化部办公厅于2001年发文,要求各有关部门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

现在各地续编的家谱,吸取了历史上编制家谱的精华、弃其糟粕,将每人的世系、生卒年月、学历、专业、经历、婚姻、成就、照片、地址等都记载下来,还配上反映重要人物及事件的短文,将家谱记载的内容加以了发展。 

共和国成立后,公民的姓氏开始简单化,城市人多不再用字辈,单名情况大增,加之人口剧增,同名现象日益增多。如“傅军”“傅强”等,全国不下千人。这成为个人身份认证的一大难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笔者认为,恢复字辈,增加“字”和“号”可以是一项上佳选择。方法为:提倡公民取双名(含字辈),日常仅用“姓名”,而户口登记项目中再加上“字”和“号”,便于身份识别。

近年来互联网的出现更为分布世界各地的族人提供了快捷、方便的联络手段。“数字家谱”的出现;“姓氏网站”的不断诞生;家谱在网上的“动态更新”和在网上浏览家谱已成为新时尚。用计算机网络汇总“炎黄子孙的脉络”就有了可能。

现代族谱的续编,逐步趋向于网络化和适度的公开化,从而确保族谱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为族谱的利用创造了条件。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农村长期存在的、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特征的社会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农村本身也在城镇化,以血缘关系聚居的村落正在逐步瓦解。由于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交通日益发达,人口流动性急剧增大。以前续修族谱的基础条件正在逐渐丧失。一些进入城市较早(或漂泊海外)的家庭,已经与祖籍地无联系,接不上祖辈脉缘。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赶快对现存的家谱资料,进行抢救性的整理和完善的时候了。贻误时机,将会使我国文化宝库中的这一重要组成部分,遭受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三、民间族谱修纂历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前述可知,民间族谱修纂始于宋代,盛于明清。民间族谱修纂需要有一定的基本条件。

首先,需要有国泰民安、经济文化繁荣的社会环境。人们常说:“乱世筑城,盛世修谱。”有了安定的社会环境,人们安居乐业,才能潜心于文化活动。明代万历年间,清代康乾盛世,成为民间修谱的最兴盛时期。

其次,要有社会地位较高、经济条件较好的倡修者,和文化程度较高、知识水平丰富的主修人。特别是创修时,基础条件薄弱,一切从头开始,需要有积极性高、知识丰富的组织者,才能完成编修任务。续修时,修谱的质量高低,也与主修人的文化水平和思想素质密切相关。

其三,要有一定的资料基础。当代的资料,靠族人的配合来统计收集,而历史资料就需要有原先收藏的基础。特别是创修时,一定要有较为完备的史志资料,家族中流传下来的祖辈的“家传”、“家谱”和其他文字资料,以及其他支系的家谱等。这样才可能编撰出翔实可靠的初修族谱。续修时,原有族谱成为最重要的史料基础。续修时,高水平的主修,可以通过广泛考证,对原有族谱内容补充和纠正。

以上三项条件,成为决定族谱质量,确保可靠性的基本保证。然而,农村经济基础薄弱,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族谱的完备性、可靠性和科学价值。创修时,由于之前的信息不充分和可靠,其资料的可信性有很多存疑之处。续修时,由于有的间隔时间很长(有的长达数百年),其中间的资料也有许多错漏。特别是当代农村续修族谱中,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并加以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的起因,有的是客观上农村条件差造成,有些是族谱编委会(谱局)人员主观意识的盲目、偏差造成。现将一些地方续修族谱中存在的现象列举于下:

(1)组织工作混乱,资料收集不全,信息不准确。

有些族谱编委会没有完善的组织体系和详细的工作计划和具体的工作要求,信息调查内容不全,特别是不在祖地生活和工作的人,资料完整性和准确性差。个人信息道听途说,没有核实,报来就登。有的按要求报了资料,由于按旧谱式,只登了个名字,其他信息全未用上。

(2)旧章不循,新规未立,各行其是,五花八门。

族谱是一种历史文献,它有一整套体例格式和编排要求。古谱有古式,新谱有新式,各有范例可循。有些族谱编委会人员对这些重要知识一无所知,自编一套目录,搞成了“四不像”,有的印刷精良,内容包罗万象,搞成了画报式,看似精美,却不像族谱。有的把地方文件,会议记录,受奖证书,甚至修谱的开支记录,都收入族谱之中。

(3)缺乏必须的历史地理知识和编辑基本知识

族谱记录和传承的是历史信息,没有基本的历史地理知识,常常会犯错误。江西古代的“南康军”,是行政地域名,在今天的九江市星子县,与现在赣南的南康县无关。江西古代叫“建昌”的地方有好多个,对应现在九江的德安、永修,抚州的南城等地,不注意就会张冠李戴。旧族谱中地名标注极简单,很容易混淆。江西进贤原先有个“湖南”乡,有时就会误认为是“湖南”省。这些问题各地都有,加之,时过境迁,地名的变化很大,成为历史考证的一大难点。历史事件的考证更是难点。公元878 年,黄巢起义军南下攻入江西,许多族谱记载为王仙芝攻入江西,事实是此前王仙芝已经战死。族谱记录的许多历史事件,都可以稍加考证,就可发现错误。这些都是族谱编纂人员文化程度不高所致。

族谱是正式出版物,编辑质量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这也是对史料可靠性和实用性的重要保证。而农村族谱编委会人员对此完全不了解。只是看到新印出的族谱,印得很漂亮,就高兴得很。然而,只要认真校对一下,就发现里面有大量的错误。族谱历代续修就留下了许多错误,成为今天考证的难题。现在,过去的错误没有及时纠正,又增添大量的新错误,“错上加错”,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疑难问题。

(4)缺乏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现在农村续谱,还多是由农村族人组织和承担,文化水平不高,思想素养有高有低。有一些主修缺乏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给新族谱留下了许多隐患。有的有附和攀比心态,对历史资料不加考证,随心所欲,随意杜撰;有的突出个人,突出自己,而忽视先祖和当今族贤。

有一些民间族谱和姓氏资料中,存在着许多明显的严重错误。例如,《洪桥傅氏族谱》中,主观臆断洪桥、云桥、板桥支系为尧俞三个儿子的后裔。丰城傅氏资料中,将傅宗皋列为清代第八修的主修,而傅宗皋是明代进士,是丰城傅氏五行“字派表”的制定者。

(5)“详今略古”造成了古代资讯的丢失

由于史料浩瀚,要理清头绪需要一定的能力和精力,民间族谱修纂通行“详今略古”的做法。对于古人的信息资料,非名人的都给以删节和简化,有的连出生年月这样重要信息都略去了,只剩下名字,这就给日后考证造成了困难。有的族人外迁,开始只保留有一个外迁地区名,续修时变成“失考”,再后无联系就干脆不再保留。现在,有许多外迁支系的族谱中,对本支祖地有明确记载,而祖地的族谱中却再也找不到记录,其原因就在于此。

现在农村续修族谱,工作不细,对迁到全国各地宗亲的资料收集不全,有的甚至随意编造,这对以后的联修,或“寻根”,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6)“不交费,不入谱”

由于农村经济条件有限,修谱费用靠摊派,所以普遍存在“不交费,不入谱”的常规。这样,就使族谱的完整性造成了影响,经费问题解决了,资讯却残缺了。代代累积,有许多分支就脱了根。现在有许多宗亲回乡寻根,在族谱中查不到资料,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收取人头费等多种费用,经费的收取和使用,成为族谱修纂工作中的重要一环。管理不善,就容易产生矛盾和经济问题。有的耗资巨大,浪费严重,就会对族群团结造成不好的影响。

(7)增删修改“字派表”

“字派表”是族群分支的重要标识。“字派表”相同,必定属于同一分支,这也是血缘关系考证的重要依据。现在,到祖地“寻根问祖”的人,能够顺利、成功接续脉缘的,大多是由于有了“字派相同”的依据。

为了保持稳定性和延续性,“字派表”不宜轻易改动。然而,许多族谱续修人,总是希望自己能多做“贡献”,总想做一些改动。最多的做法是增补。有的地方规定,每一次续修,字派表增加十个字,可十个字辈可用两三百年。更多的是重新安排新词“字派表”,这就打乱原有的次序,带来的影响很大。

江西进贤洪桥傅氏有统一字派表。清代中期,江西多个地方傅氏分支曾开会统一修谱。我在农村调研时发现,安义、九江、德安等地洪桥傅氏分支,其字派表与祖地进贤洪桥傅氏字派表不完全相同,插入了20 个字,并开始使用。这样,就与洪桥傅氏不一致了。

至于外迁分支,重新制定新“字派表”,这样就与迁出地切断了联系,这种影响就更大了。

(8)不愿接受新式族谱编纂技术,新法得不到推广

现在,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设计的新式族谱,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是将来的发展方向。

我们在《中华傅氏通谱》南昌会议上,在吉安傅氏联谊会会筹备会议上,都请了江西谱牒研究会科技办公室负责人进行了宣讲。可各地傅氏分支续修族谱,全都没有采用新式族谱。基本上都是用老谱格式,用方正出版系统照原样编排。印刷质量比原来是好些了,但纸张浪费、检索困难的问题没有解决,今后全国联网时,还得重新采用新技术。

…… ……

从以上情况分析可知,造成一些地方民间族谱质量差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主修、主编文化水平低,认识和分析事物的能力不够强,有的甚至还存在思想素质方面的欠缺。经济因素的制约,也是影响质量的因素之一,不过尚在其次。

四、重视和加强民间族谱文化研究的意见和建议

历史文献的价值,在于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我们难以保证历史资料都正确无误,但努力使文献尽量准确无误,是史籍研究和编写人员的重要职责。三大史籍之中,就其真实性、可靠性方面对比,正史高于方志,方志高于族谱。 要使民间族谱更好地承担沟通血脉联系和传承道德文化的功能,真正发挥历史文献的重要作用,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加以重视和进行改进。

1.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专家应该介入民间族谱研究

族谱文化的重要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重视,并且有一批社会科学工作者已经介入。然而,从全国总的情况来看,中国族谱的修撰活动,还是处于农村族群自发的行动之中。而民间族谱的科学研究,则处于初始状态,力量非常单薄。

要充分发挥族谱的文史资料作用,应该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进行系统地挖掘、整理和研究。国家和地方的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应该设立相关研究部门,投入一定的力量,进行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和课题研究。

现在族谱中存在的大量问题,有许多只要认真考证一下,就可以得到纠正。应该有更多文化程度高,有丰富历史地理知识和科学分析能力的人,来参与和主持基层民间族谱的修订和整理工作。这样,才能够保证族谱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

2. 对民间族谱价值的认识应防止两个极端

对于初次见到民间族谱的人来说,常常为族谱的神秘和资料的珍贵而兴奋不已。对于自己能与古代的帝王将相血脉相连而振奋。而大量接触各式各样的族谱之后,人们发现许多族谱中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有许多人开始对族谱的可靠性和实用价值持怀疑,甚至是否定的态度。应该指出的是,对民间族谱价值的认识应该防止走向两个极端。

从科学的角度看,要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民间族谱一些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记述,应该认真加以甄别和纠正。从文化角度看,许多像“合族通谱”、“认干亲”、改姓等现象是允许的,并且常见。这就要求我们在弄清事实真像的基础上,给以真实记录和正确认识。但是,弄虚作假的现象是不能允许的。

由于农村的经济文化条件较差,主持族谱修纂的人素质又参差不齐,农村族谱存在各种问题是必然的。在古代,基本条件更差,问题更多。代代续修,以前的问题没有得到纠正,又出现新的问题,问题就更复杂。

笔者认为,民间族谱的详尽确凿记载,是血缘关系的考证依据,而分支族谱的初修(创修)时间,是血缘关系考证的一条非常重要时间的界线。初修以前的资料,多为借鉴和套用,存疑较大;初修以后,开始有了详细的真实记录,可信度较高。

在三大史籍中,正史高于方志,方志高于族谱。正史中,尚会有一些史实需要考证和研究,方志中存在问题也不少,族谱中存在更多问题是自然的事。我们需要的是清醒的头脑,抱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族谱中的记述,进行认真考证和分析。不能轻易肯定,也不能轻易否定。对于有确凿证据的错误,要进行纠正,但要保留原文对证,或有论文加以论证。需要强调指出,古代文献记载内容是不允许后人轻易改动的。对于原文中存疑的记述,或不认同的观点和看法,不能轻易更改原谱记录,可以以论文形式探讨,另文记载。历史文献的更改应该是很慎重的事,弄不好将贻误后人。

3、续修族谱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首先,倡修、主修人员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族谱中的先人都是我们的祖宗,要怀着敬仰之心,诚心诚意做好我们当代人应该做好的工作。“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当代族人中有许多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应该突出他们。要防止族谱中突出自己,美化自己的现象发生。

其次,要团结族亲,勤俭节约,廉洁自律,好事要做好。族谱编委会人员要成为道德文化传承的典范。大吃大喝,铺张浪费,账款不清,是不贤不孝的行为,理应杜绝。

其三,要以严肃严格的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处理谱牒中遇到的一切问题,不轻易下结论,更不能弄虚作假,胡编乱造。我们工作做好了,是对祖宗和家庭的贡献,做得不好,甚至于胡作非为,大名是留下了,但必然受到后人的责骂。

其四,“字派表”是血缘关系考证的重要依据,在众多海内外同胞“寻根问祖”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原定的“字派表”不要轻易改动。各地族谱编委会人员喜欢“锦上添花”,增删或重新字派表,这种做法不宜提倡。笔者认为,各姓氏族群全国统一“字派表”的做法,弊多利少,应该慎行(另文中有论述)。

总之,充分依靠和发挥全族宗亲的积极性和人财物各项条件,精心组织,群策群力,是可以保证族谱编纂工作的质量。

4.编纂全国性《通谱》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现在,全国各姓氏族群都在酝酿编纂全国性的《通谱》。有一些力量雄厚、团结合作良好的姓氏,已经成功地编纂出版了全国《通谱》。有的编成了自上至下,直至个人的系统性通谱;更多的是编成了全国性的总谱,与全国民间自编的《族谱》《宗谱》相对应,相配合。

《通谱》的编纂要以民间族谱和地方志书的记录为基础。各省的分谱,各地的族谱,是全国通谱编纂的重要基础。对于民间族谱中存在的疑难问题,要进行充分的研究和探讨。有许多历史问题,由于年代久远,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查证落实的。对于那些一时不能作结论的疑难问题,不要轻易下定论,可以保留原先的记录,同时以研讨会的形式,留下阶段性分析意见。

族谱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必然带有旧社会的痕迹。现在编新《通谱》,当然要有新的观念,新的认识。这就要求处理好传统观念和现代思想的关系,要留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且对事物的记载和表述,要多记史实,少加评论,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我们的重要职责。在《通谱》编纂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民族团结、族群关系等问题。中华姓氏通谱,当然应该包括各个民族,这是不容置疑的。如何认识《通谱》的血缘属性和文化属性,如何组织《通谱》的体系结构,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不能有针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性言论,否则就会犯重大政治错误。

5.努力促进数字化族的谱的推广应用

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为族谱的编纂提供了先进的手段,我们应该紧跟技术发展的步伐,积极推广应用数字化族谱。这样,不仅可以节约资金,加快编纂速度,而且可以充分发挥新族谱带来的一系列优点,并为今后实现全中国公民资料的,父系母系互相链接的《大中华万姓通谱》,奠定可靠的基础。我们姓氏文化研究工作者,应该做好这方面的宣传工作,发挥带头作用。

可以相信,在越来越多具有较高文化基础和丰富知识的有识之士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之下,我国的民间族谱编纂和姓氏文化研究工作,一定会有长足的进步。

( 傅荣楷 2011年9月 于南昌)